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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韬晦先生于1960年代考入新亚书院成为唐君毅弟子

日期:2018-06-12 11:51:34编辑作者:www.00kcd.com
霍韬晦先生于6月6日下午2点在北京逝世。霍韬晦先生于1960年代考入新亚书院成为唐君毅弟子,后赴日本留学,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20多年。唐君毅辞世后,主编有30卷的《唐君毅全集》。佛教学者何燕生撰文追思与霍韬晦生前交往二三事,本文原题为《“悲情永在”:缅怀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搭桥者霍韬晦先生》。
 
 
1994年12月24日作者何燕生(左)与霍韬晦先生(中)合影于香港法住学会 
霍韬晦先生于6月6日下午2点在北京逝世。我是次日凌晨通过微信朋友圈得知这个消息的,感到非常的震惊。在我的印象中,霍先生性情温和,精力充沛,而且还通中医知识,在与他的接触中,从未看到他身体有什么不适的地方。仁者寿!我一直认为,霍先生至少能够活到100岁。其实,我对霍先生的这种印象,说起来也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先生才50岁出头,风华正茂。我最后见到霍先生是1994年。这20多年来,先生的事业不断壮大,由原来的“法住学会”,发展成“法住机构”,会员数以千计,并且还在内地建有文化基地,举办各类读书班,开设各类国学讲座,弘扬中华文化,日理万机,霍先生肯定非常劳累,应该好好地休息一下。霍先生享年78岁,人生无常,但霍先生的精神将永远常在。 
我与霍先生接触的机会其实并不很多,共计起来,可能就那么四五次。最后见到霍先生是在1994年参加由他举办的“佛教的现代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之后,我留在日本的大学任教,由于工作繁忙,再也没有机会去香港参加霍先生举办的会议。尽管如此,对于霍先生在香港的事业,或通过网络,或通过海峡两岸的朋友,常有了解,也常打听霍先生的健康。 
得知霍先生仙逝的消息后,一直觉得应该写点文字,以表达自己对霍先生的感恩之情。但又一想,我与霍先生接触的那几年,自己还不到30岁年龄,毕竟还是一个无名小辈,而且自那以后多年来又很少联系,在霍先生的记忆里,也许早已淡忘了。然而,我一直认为,霍先生是“新儒家”中最有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拥抱中华文化,是儒佛精神的践行者,特别是我参加的由他举办的那几次学术会议,是在海峡两岸人员交流尚未实现“三通”、需要通过第三地来进行的特殊年代举办的。霍先生利用由他创办的法住学会这个平台,每年举办不同议题的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峡两岸三地学者相聚香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我记忆中,霍先生举办的这个国际会议应该是当时海峡两岸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唯一的一个学术平台,霍先生为加强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所做的贡献,令人敬仰,而我本人作为后生晚辈,能够参与其中,成为历史的见证人,感到无比的荣幸。想到这些,觉得还是应该写几句,把它记录下来。 
作为我们这个年纪从事佛教研究的人,最初对于霍先生的了解,大都是通过霍先生的著作,我也是一样。霍先生的佛学教科书《佛学》二册、译著《欧美佛学研究小史》(著者J.W.de Jong)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我们大陆学子了解佛学知识和海外佛学研究方法及其现状的重要著作,对我自己来说,可谓受益匪浅,同时对霍先生熟练梵文和日语的学问功底,深怀敬意,一直希望能有机会聆听到他的教诲。 
1988年,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那是在武汉,霍先生为了筹办纪念唐君毅先生的国际会议,特地来到武汉,拜访我的老师萧萐父先生,目的是向萧先生了解唐君毅先生的情况。因为,霍先生是唐君毅先生的弟子,而萧先生与唐君毅先生同为四川人,萧先生的父辈与唐君毅先生有世交。萧先生便请霍先生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做了一场学术讲座。我也聆听了那次的讲座。已记不清讲座的题目,但记忆中好像涉及到唯识学。唯识学是霍先生早年的学术专长。当时一起听讲座的还有硕士在读的何建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印象中何建明还就与“转识成智”相关的问题向霍先生提问。霍先生带一副金丝边眼镜,西服革履,风度翩翩,温和儒雅,又是来自香港的“海外华侨”,这对我们刚刚脱掉人民装的当时大陆的年轻人来说,无疑印象深刻。1988年末,纪念唐君毅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期在香港法住学会举行,我的老师萧先生应邀赴会,并发表了论文。据悉,这是法住学会创办以来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二次见面是1989年春天,也是在武汉。霍先生此次是为了筹办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特地来武汉了解与太虚相关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太虚的一系列佛教改革举措,大多是在武汉实施的。比如武昌佛学院的创立、《海潮音》杂志的创刊等。萧先生当时让我陪同霍先生一行去归元寺拜访当时的住持昌明法师。我记得霍先生见到昌明法师后,当面邀请昌明法师出席预定年末在香港举办的太虚会议。 
作为法住学会第二届国际学术会议,“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如期于1989年12月27日至31日在香港举行。在萧先生的推荐下,我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那年我才27岁,说实在的,真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准备的论文题目是《太虚大师在武汉的弘法活动及其新的佛教思想》。这篇文章,尽管现在看起来,觉得稚气满篇,不够成熟,但在太虚研究尚处于一片空白的当时,算是尽心尽力了。我记得,武大老图书馆(现在的樱顶)和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是我当时常去的地方,而当时查阅民国时期和港台的期刊,比如《海潮音》,需要办理手续,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暑假期间,还去过北京图书馆和法源寺内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查阅资料。那时,去香港,相当于出国,还得办理签证手续。我记得大陆地区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都是国家教育部统一办理手续并下文的。武汉地区获准参加会议的,是我和同事罗福惠,归元寺住持昌明法师走的是另外的途径,也如约参加了会议。12月27日,我们一行乘坐火车,先到深圳,然后办理出境手续,晚上抵达香港,住进了离法住学会不远的一家酒店。因法住学会地址在九龙的“窝打老道”,所以一路上昌明法师非常风趣的一再说这个街名取得有趣。 
翌日会议开幕。我记得大陆到会的学者有中央民族学院的王尧、人民大学的方立天、张立文和国家文物局的郭旃、复旦大学的王雷泉、南京大学的赖永海、山东大学的刘大钧、王晓毅、台湾大学的杨惠南以及蓝吉富、陈慧剑、游祥洲、传道法师等、香港本地的有唐端正、谭世宝等、加拿大的冉云华、美国的唐力权和日本的小野田俊藏等,共计40余人。我除了宣读论文外,还在会场上播放了自己采集带去的有关“武昌佛学院”旧址和“太虚大师舍利塔”的幻灯片,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会后,这些幻灯片,我赠送给了法住学会。这次会议是1947年太虚圆寂后,海内外学界围绕太虚召开的第一次学术会议,其意义不言而喻。其中我还记得,围绕太虚的思想特色究竟是“人生佛教”还是“人间佛教”的问题,海峡两岸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意见似有分歧。迄今海峡两岸学者似仍在讨论这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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